水坝建设“狂热”与环保理念相悖，发达国家掀起“拆坝潮”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水坝建设发展得非常快，美国胡佛大坝开了世界大型水坝之先河。上世纪70年代，耗资10亿美元的埃及阿斯旺大坝竣工后，水坝建设达到了顶峰。在这一段世界，水坝的建设不仅被赋予了经济意义，还被赋予了人类改造自然，国家经济强盛等等多重内涵。
但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水坝建设“狂热”开始衰退，随着人们对环境生态的认识，开始反思大坝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领域带来的负面效应。到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坝组织和人士认为，应该结束大坝时代。比如国际反水坝运动组织就喊出“让江河自由奔腾”、“保留最后的原生态河流”等口号。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掀起“拆坝潮”。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大型水坝的国家，也成为最早开始拆除水坝行动的国家。比如，2001年10月，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巴拉博河上的一系列水坝被拆除，115公里长的河流得以恢复本来面目。欧洲对数以千计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兴建的水库执照都要求进行重新审核。法国曾因大坝的影响，造成多尔多涅河、赛纳河等5条河流中鲑鱼的绝迹，现在已为恢复鲑鱼的栖息地、复苏渔业及解决严重的淤沙等问题而开始了拆坝行动。
中国掀起大坝建设热潮，大坝数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
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反水坝运动和“拆坝”运动的同时，中国却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强度的水能资源开发时期。数据显示，中国的大坝数量占世界总量的52%，是美国的3倍，印度的5倍，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能源日益扩大的需求，新世纪的头二十年正在掀起新一轮的筑坝热潮。
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汪恕诚在2008年发布的另一项数据表明，近50多年来，我国共建设了8万余座水库，其中发电大坝有1.5万余座。截止2007年年底，中国已建、在建30米以上的大坝有5191座，其中坝高超过200米以上大坝有9座,坝高超过100米的大坝有132座。
2004年初，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险境中的河流———水坝与淡水生态系统的未来》的报告显示，在全长6300公里的长江上建成、拟建或在建的水坝有46座(主要在其上游金沙江)，长江是世界上拥有拟建或在建水坝最多的河流，这严重影响了长江的河流生态。
中国大坝建设面临移民压力、生态破坏和地质灾害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掀起水坝建设热潮，部分工程耗资巨大且移民安置问题重重
事实上，作为一种耗资巨大的水利工程，与水坝有关的问题也层出不穷，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庞大的移民安置工程。以我国1957年开始修建的黄河三门峡大坝为例，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起中国正在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与投入巨资相伴的是庞大而且问题不断的移民工程。1955年，为了配合三门峡大坝的兴建，陕西开始启动移民工程。30万人从被称作是“陕西省‘白菜心’”的关中平原迁至宁夏、渭北等偏远地区，饱受迁徙之苦，部分移民移留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同样，从1994年开始修建2006年竣工的三峡大坝仍旧耗资巨大，建造成本超过2540亿元人民币，130万人为此进行移民安置，是三门峡大坝的4倍之多，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而近日国务院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也承认，三峡工程存在“移民安稳致富”的问题。
修建大坝存在破坏周边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等问题
国内一种支持水坝建设的依据是，水利工程带来的清洁水电能源可以取代火电污染对于环境的破坏，其实远非如此。以三峡工程为例，据统计，三峡工程每年发出的清洁水电相当于5000万吨原煤发电量，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亿吨。但是，自2006年进入初始运行期以来，其对长达600公里库区的生态环境以及长江河道形态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
早在2007年9月举办的三峡工程生态环境研讨会上，湖北、重庆政府负责人就均表示，三峡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质恶化，部分出现“水华”现象，且发生范围、持续时间、发生频次明显增加。部分支流居民饮水源堪忧，特别是香溪河、大宁河、梅溪河等情况突出。2007年丰度县因支流富营养化而发生5万人饮用水污染，小江浮萍、水葫芦疯长等问题。
此外，三峡工程淹没涉及重庆、湖北共22个市（县），共有1087处文物保护项目（含4个单列项目）被列入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为此，有关方面不得不历时16年投入人员数以万计搞抢救式的文物保护。
部分大坝没有充分考虑地质情况，容易引发水灾和地质灾害
修建大坝如果不充分考虑地质情况，还容易引发水灾和地质灾害。以黄河三门峡大坝为例，据资料显示，黄河三门峡水电站1960年9月建成蓄水，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到1962年3月其上游渭河潼关河床就抬高了4.5米，渭河成了地上悬河，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
大坝建设还容易引发库区周边的地址灾害。据媒体报道，三峡大坝建成后，重庆市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增多，地质灾害险情频繁发生。据了解，目前重庆库区隐患点已达到10972处，蓄水175米后，已发生地质灾害及险情252处（其中新发生172处），有2500余处监测预警点可能复活。
近期国务院颁发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也是一个间接证明。该规划要求“对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村人口实施避险搬迁，对迁建城镇、人口密集区和影响重大的地质灾害体实施工程治理。严格控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县城、集镇建成区规模。”
发展中国家建大坝具有 “秀肌肉”的另类意图，但亟待民主决策
部分发展中国家热衷水坝建设，掺杂了对外“秀肌肉”的意图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金生曾对媒体表示，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大规模建坝高潮已经过了，中国、伊朗、土耳其、印度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是处于发展期，建设任务仍然非常重，从新建坝数量排序来看，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巴西排在前面，日本建坝主要是是防洪的需求。
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型水坝建设既有发电的需求，也有对外“秀肌肉”展示国家实力的需求。比如，1970年，埃及在苏联人的支持下在尼罗河下游建成了自诩为和金字塔比肩的阿斯旺大坝。但是，大坝建成后仅20多年，大坝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就日益凸显，给尼罗河沿岸流域的生态和环境持续破坏。
在印度，1972年印度政府正式批准德里大坝的建设。但是由于德里大坝工程突出的问题是资金不足、仓促上马，导致大坝工程长期拖延未完，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也造成很大干扰。例如，城镇排污系统是否要维修，当地医院、大学、商店是否应当建设，都因为大坝工程拖拖拉拉而变成了不确定因素。毫无例外的是，埃及、印度的上述大坝建设背后，都有苏联人的影子，而大坝建设对外“秀肌肉”的目的也十分明显。
即便发展水电是现实考量，但也一定要广泛论证、民主决策
有行业专家认为，大坝建设存在环保理想和现实电力需求之间的矛盾，“逢坝必反”的观念比较极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金生也认同这种观点，此前曾表示，水库大坝发展方向应该是“经济上可接受、环境可持续、社会协调”。
怎样才能保证上述原则的落实？一个比较现实的思路就是大型水坝建设一定要广泛论证、民主决策。在这方面，中国有不少教训。比如，1955年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水利部召集专家70多人讨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的与会者，并和与会专家、官员辩论达七天之久，最终也没有能够阻止三门峡大坝的上马。即便是类似的讨论，也更多是闭门式的，缺乏广泛的论辩基础，且决策也是由领导来拍板。
在发达国家，大型公共项目的上马一般都需要国会批准甚至是公共讨论。比如，1992年，法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的通报》，将协商原则引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前期研究，并将具体的组织程序定名为“公众讨论”。
结语：在全球反水坝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掀起了大坝建设热潮。中国大坝建设“狂热”面临移民压力、生态破坏和地质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即便发展水电是现实考量，但大型水坝建设也一定要广泛论证、民主决策，避免生态灾难的发生。
